經濟

現今的香港,「經濟至尊」、「滴漏效應」的神話已經不再。過去主流經濟學家深信,只要把整個市場的餅做大了,便會有更多的剩餘能分配出去,資產回報大幅提升了,市民的薪金收入也能分一杯羹,他們將這稱為滴漏效應(trickle down effect)。在香港經濟起飛以前,大家都相信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資源和財富,並透過稅收及福利受惠基層。

事實上,香港實際情況觀察,「滴漏理論」從未有效運作。從八十年代的國內生產總值不斷增長,香港財富分配並沒有跟隨「滴漏理論」般向下流。相反,貧富懸殊的問題卻愈來愈嚴重。以一九九六年的所得分配為例,香港超過一半的財富,集中於最富裕的百分之二十家庭內,而最貧窮的百分之十家庭,只獲分配不足百分之五的財富。相比以前,最富裕階層所得愈來愈多,但最貧窮者所得卻愈來愈少,反映經濟發展和自然滴漏,完全沒有改變低下階層,特別是弱勢社群所遭受不公平資源分配。

從現實而言,基層不能分享其經濟成果,本地生產總值增長與基層生活質素改善並無直接關係。在主流及自由市場下,資源分配未能夠惠及基層。可見,政府需落實發展有利民生的經濟及產業政策,才能改善公義分配的情況。

全球化對香港經濟的影響

自二十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出現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無論在貿易、金融、文化等層面都和世界保持緊密關係。香港的產業因應全球需要而不斷轉變,並帶來一定的影響。

產業轉型:引致結構性失業

於50—70年代,工業是香港的支柱產業。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香港工業家紛紛把低技術和勞工密集的工序轉移到工資較低的中國內地,以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香港則發展具有優勢的金融及服務業。由於工業工人與新發展行業所需人才的技能不相稱,導致結構性失業的出現。大量工業工人(尤其低學歷/低技術)只能從事低下階層工作,供過於求情況下導致工資長期偏低,出現在職貧窮現象。尤其現時的香港產業單一,「低學歷」的工人未能夠轉行令其向上流動。

國際分工:減低城市的抗逆力(resilience)

經濟全球化下,吸引海外企業進駐,並輸入外地產品和服務,提升香港人的「物質生活水平」。同樣地,全球化亦為香港的經濟帶來一定的挑戰。跨國企業的進入,並未為所有階層帶來一面倒的好處。一方面,連銷經營店的進駐,壟斷消費市場,令物價上升。在國際分工下,香港擔演服務化及金融化的角色,生產的部份更逐漸式微。然而,上述的情況不斷削剝城市的抗逆力(resilience)。譬方說,2016年寒流襲港,中國內地的菜價飆升數倍,九成依賴進口的香港亦不免「捱貴菜」。反觀本地生產蔬菜價格,卻維持穩定價格。可見,國際分工導政的單一產業問題,減低城市抗逆力。

重塑可持續的《產—銷—消》關係

面對全球化的影響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斷裂。現代人面對的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人與人之間失去了連繫,而導致人缺乏安全感。人為此要不斷追求物質,透過佔有和累積去感到安穩。同時,無止境的製造和消費背後是過度開發地球資源,傷害環境。

社會經濟重扣關係:反思現今社會的不持續性

不同於主流經濟系統,社會經濟於生產、交換、使用、分配、和價值創造,五個範疇相互結連結。並在不同的社群進行另類經濟實踐,讓他們都能夠直接參與體驗真實的另類經濟生活。通過持續不斷的學習與實踐,從而改變個人的生活態度並對現存的經濟生活模式和社會經濟制度作出批判和反思。

自給自足的社區與生活連結

現在的經濟系統靠不停的增長來維持運作,過程中餵飽了1%的人,卻犧牲了環境,與剩下的99%人,造成異化及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香港的產業結構偏重一方,以致城市抗逆力不斷委縮及減弱。多元經濟模式可以是一條出路,使人能過財閥壟斷以外的生活。發展自給自足的社區,並重塑一個可持續的經濟生活圈,是發展多元經濟的重要環節。以下所提倡的《產—銷—消》系統是重整香港現有資源,並配合生產、交換、使用、分配、和價值創造,五個經濟範疇的可持續建議。

《產—銷—消》可持續經濟系統

「產」是指社區生產。「銷」是社區銷售。「消」是指區內居民的消費及可持續的消費者教育。而在交易的方面,社區貨幣的建立,重塑交易的價值,建立信任的交易關係。種種的提議加在一起,能夠讓人和人,以及和環境能夠和平共存的社會經濟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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